2014年04月25日 来源:医药网 OEM代加工网
张刚翻着前几期“善行天下”采写的人物篇,摇摇头,说:“我做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不好和他们比的,不好比的。”可再小也是善事呀,况且多年来细水长流着,同样感动人嘛!他却摆摆手,说:“做了就做了,还要讲啊?我哪里记得清那么多?”
从消瘦、黎黑的容颜,可见此君的精干,同时可见的是他的质朴。清淡如水的言语中,却蕴蓄着力量,一种源于道德的力量。
为什么热衷于助学
虽然老总在慈善事业方面记忆力欠佳,可“高博特”办公室的活干得还是蛮细致的。一份“回报社会,奉献爱心”,记录了公司和老总个人行善的轨迹。最近的一次,是向“感动中国”优秀人物陈健赠送一台电脑。从开头读起,则绝大多数与教育相关:常年资助上海医科大学6名学子,每人每月200元;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赠10万元,每年2万元,用于资助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10名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建立10万元普陀区帮困助学基金,每学期资助曹杨二中、光新中学、曹杨新村六小的12名困难学生3600元……档案里,还有“高博特帮困助学基金实施细则”,还有订成一厚本一厚本的受助学生情况登记表。
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助学呢?
张刚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我初中上的是新沪中学,高中在虹口中学,虹口区重点,升学率很高的……”这个成绩一向在前十名的好学生、班干部,梦想着长大当科学家。1966年,他上高中一年级,“文革”突如其来地席卷了全国。三年后的4月28日,热血青年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
从黄浦江畔乘上火车,颠簸了36小时,到达黑龙江。下乡的行囊里,除了换洗衣服,便是一箱子的书——高中数理化的全部教材。在距离中苏边界、黑河镇只有几十里地的爱辉公社外三道沟知青点,张刚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四年半青春岁月。1973年,他被选送去考大学。因为一直不曾荒废学业,所以高考试卷到了他手里“真的太容易啦,很快全做好了”。只是后来出了个嚷嚷着交白卷的张铁生,考分全部作废,一律凭推荐上大学。
欢天喜地的上海化工学院73级工农兵大学生张刚,看了一眼录取通知书上写着的即将进入的专业:有机化学系,抗生素。好陌生的有机化学、抗生素!哪里想得到,从此以后,他和微生物结下了不解之缘,到后来就靠微生物赚钱、行善。
当时,他只明白一点:是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直接导致了若干年后,当他有能力帮助别人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先帮穷学生。“教育是最根本的。人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前途。”他说,日本复兴时,就是先抓教育的;世界上知名的大公司,无不重视培训。
“你知道吗?越是穷地方的孩子,读书越好。”张刚讲出一个令他心疼的数字:在上海交大,贫困生几乎占了50%!母校华东理工学院(即上海化工学院)50周年校庆之际,他个人拿出3万元,分三年资助10名生化工程专业的学生。在华东师大后门的枣阳路上,他看到不少家境优越的大学生在泡酒吧,在花钱如流水;而校园里,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省吃俭用,从不出去玩,从不乱花一分钱。反差太大了!他说:“既然这些苦孩子这么想读书,我能帮就帮帮他们吧!可所有的穷孩子都需要帮,我也帮不过来。”当然,他也清楚,“现在学校里助学金、奖学金蛮多的,学生拿到钱已经不太会激动了。”说这话时,一丝苦笑,浮上了他的脸。
游船上的振臂一呼
张刚不爱讲故事。尽管这辈子一路走来,他当惯了“领袖”——从班干部,到知青点负责人,到生产队长、大队团总支书记、大队党支部委员,到上海交大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发酵工程实验室创建人、课题组组长,到昂立生物食品厂厂长,直到“高博特”创始人、总经理、董事长。他的座右铭,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想到、做到。默默无声,跟展示口才一点没关系。
采访中,千辛万苦,才由一张照片为线索,挖出了一段动人往事:
1999年夏,黑河爱辉县知青联谊会组织上海知青回乡行。张刚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回乡团副团长。从上海乘火车到哈尔滨,再乘小火车漏夜穿过大兴安岭,一班老知青不眠不休地狂忆当年。当他们搭乘黑河航务局安排的船旧地重游时,有人透露,船上一名没回上海的原“外四道沟生产队”知青,女儿考上了南京气象学院,可一下子得交七八千元的学杂费,正愁得走投无路呢!张刚听了,忙说:“外四道沟生产队就在我们外三道沟隔壁啊,都是知青,我们帮他一把吧!”话音不重,但颇有些振臂一呼的味道。一时间,大家凑起了钱。都是来玩的,大多数人没准备,于是钱多多捐、钱少少捐,5元、10元的都有,张刚悄悄拿出了2000多元,很快募集到4000多元。“数字不大,但是读大学的第一笔费用有了。”那位叫陈正龙的老知青当场感动得要跪下磕头,被众人劝阻了,“都是知青,有能力就帮一帮嘛。”
女生陈岩到南京上学后,还给张刚写过信。信呢?张刚没花工夫去找出来,因为“介小的事体”,他不愿再费心提及。
所幸,辗转找到了陈岩父母在上海的电话号码。拨通后,那头的夫妇俩情绪激动。“多亏这些知青朋友,我们才到了上海……” 他俩报出一串恩人的名字:张刚、费凡平、韩自力、王建国……又脱口报出那回游船上意外得到的雪中送炭款的确切数目:4850元。忘不了啊,1999年春节,张刚又委托何讯健、张克平代表知青给他们送去了2800元;知青们介绍的“上海老板”王巨庭让夫妇俩在他厂里工作,逢年过节还上门探望、送礼,还让陈岩放假回上海借住在厂里……2002年的年初四,爱辉县知青联谊会照例聚会,夫妇俩拿出省吃俭用的1000元,加入联谊会的帮困助学基金,“让我们也帮帮别人吧!”可是到了第二年,联谊会说啥也不肯收他们的钱了。“实际上,我们的命运还是挺好的,要不是遇上这些上海的好心人,我们还在过那苦日子呢!”东北籍的陈妻,喃喃地诉着一家人心中的感激之情。她说:“等我们以后生活好了,一定要报答这些好心人。”可转念一想,又道:“人家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报答。”
爱辉县知青联谊会的帮困助学基金,后来由于张刚“不光要帮助穷学生,更要鼓励好学生”的倡议,又增设了奖励项目:知青子女凡考取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的,可获奖金1000元。张刚是从华侨那里得来的启示。那年,他在大年三十到访美国,下飞机正赶上纽约华侨的年夜饭。百来桌的超大型聚餐,事先登报广而告之,AA制,现场大红台布、大红气球,扶老携幼,非常的中国。在国内文艺界名流的节目中间,穿插了别出心裁的一档节目:向华侨的优秀子女颁发“成才奖”。此举,点亮了在场所有人的希望之火。从那以后,张刚的捐赠中便增添了奖励内容。
中国人重视知识的传统,在一系列的善行中,发扬光大。
阴阳平衡就健康
张刚爱拍照。但不是被别人拍,而是拍别人。作为市政协委员外出视察,他总是随身携带相机。我的同事某次曾与他同行,一路上就见他为这个拍、为那个拍,回来后大家都收到了他赠送的照片,还一律平整地夹在影集里。而他的部下却常常为找不到几张他的照片苦恼,“他出去做善事从来不带人跟着拍照、记录的。”对此,张刚自有说法:“我们民营企业,人手少,没有闲人专门拍照的;再说,我做善事又不是为了宣传,拍照有啥用?”
那么,做善事究竟为了什么呢?张刚是共产党员,不信什么教的,但他每到宗教场所,不管哪一教哪一派的,都会或多或少捐一些;在车站、码头,看见穷人也会给点钱;公司里员工有难,别人给100,他就给1000。他对自己说:“不管给谁,反正都是给社会的。”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虽然能力比较小,总还是可以帮一点别人的。他相信民间所谓的好有好报,“做好事很开心的,你帮助别人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对自己绝对有好处。”
穷学生现在领受你的资助,将来工作了却疏远你、不再理你,你会为此难过吗?这问题,张刚还没想过,他只知道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听一声“谢谢”。目前资助的学生中,倒有些令他感到温暖的:每有新的资助对象,他都主动公开自己的手机、办公室电话和e-mail。然后,总会有学生打电话、写信给他,告诉他考试成绩,跟他谈心,向他咨询找工作、考研的意见建议,“晚上10点都会接到电话呢!虽然有时候我很忙,但人家打电话来,至少说明他们想到我,没有忘记我。和年轻人聊聊,互相交流沟通,可以取长补短,还是蛮开心的!”在电话里,在座谈会上,他都循循开导着那些清贫的学子,什么叫PDCA、什么叫五W一H,要重视实验课、要重视新知识,希望大家一定珍惜时间把书读好,成为有用之才。
张刚佩服的人,是比尔·盖茨。“他可太会赚钱了,赚全世界的钱,那么多的钱!但他赚的钱绝大部分捐出来给社会了,这是一个社会人在为社会作贡献啊,简直是共产主义境界!”相形之下,他认为,近来连连遭袭的山西煤老板、华侨富商那些人就做得很不够了。“拼命赚大钱,又不想为当地作贡献,别人怎能不仇富?想穿点,拿出一半的利润赞助当地穷人,就会太平多了。”想起曾经到过的云南、贵州的那些穷乡僻壤,他深切体会到贫富差距大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平衡就是健康”,他说“高博特”的这句广告语同样适用于社会、家庭和个人。
“平衡就是健康”,也一直是“高博特”企业的理念。有感于世界500强大都要求员工“做好的企业公民”,张刚提出了“三好企业”的目标:爱国守法好,诚实守信好,社会贡献好。社会贡献,具体而言就是,以产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依法纳税,再加上积极行善。他希望“高博特”员工人人把为社会做善事当作自己的义务。在中国,保健品企业的寿命超过5年的极少,而“高博特”已经稳健地走过了11年的历程。张刚最近读了一本《财富第五波》,书里说物流、保健食品等行业,是继网络、电子等“第四波财富”后的“第五波财富”。他透露,“高博特”的寓意,就是高新技术、博采众长和特殊贡献。最终的理想是,开“百年老店”。所以,非保持平衡不可。
讲究阴阳平衡的张刚,烟酒不沾,躲避应酬,不好娱乐,拿电视新闻和体育赛事当消遣。他骑自行车送过货,后来换成助动车,公司有了盈利后也只是买了一辆“普桑”。业余,他从书里汲取养分。他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还杂七杂八地排列着《第五次修炼》、《羊皮卷》、《狼图腾》,甚至……《厚黑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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