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出口商品，还有“卷”的机会？财通宏观：低端产业

核心观点

放眼全球，我国的出口份额早已稳居第一。但有部分观点认为，接近15%的高位恐难持久。特别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当前出口也就仅剩3%。我们在出口上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出口竞争力又到底体现在哪些行业和商品上呢？

回顾百年，全球出口如何轮替？从近百年的全球贸易史来看，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出口份额两次登顶并超20%。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德国受益于马歇尔计划和产业转移，能源、机械设备和交运设备等中游制造行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推动德国出口份额登顶。同期，日本政府转向产业升级，重点发展汽车、电子等高附加值行业，推动日本出口份额显著上升。韩国受益于轻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转型，出口也有提升。20世纪末，中国大陆作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对象，迅速融入全球生产出口网络，推动中国的出口份额快速跃至全球第一。

各国出口份额变迁，什么因素在主导？出口份额变动可以拆分成需求结构和竞争力两个因素的影响，除日本特定时期外，其他时期多数国家的出口份额都主要由竞争力驱动。承接产业转入、产业升级以及技术进步是竞争力上行的主要原因。相反，产业向外转移、去工业化和转型失败是竞争力回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带来的出口份额回落并不意味对经济的拉动下降，例如，从出口价值链的角度来看，美国DVA占全球份额显著高于出口份额，反映其“出口价值”较高，而东南亚国家则恰好相反。我国DVA和出口份额基本一致，指向我国的出口“创富”能力强于东南亚地区。

哪些出口商品，我们还有“卷”的机会？将全球出口商品归为十二个大类，并统计了各国在不同大类商品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发现，对于多数出口商品而言，确实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但从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看，其实在中高端出口品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从行业来看，化工出口仍然不高；交运设备虽然份额持续上行，但距德国仍有较大差距，有望继续突破；中高端市场或成为电子行业下阶段出口增长点；轻纺行业出口份额或将有一定幅度的调整，但结构和质量会同步优化提升；在全球再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金属高出口份额或将维持。纵观全球多国产业发展、出口兴衰史，首先，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产业升级转移，这也决定一国出口份额不可能无限上升。其次，出口的关键是抓住同时期的产业发展机遇，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大发展，曾带来了日本、德国和韩国的出口优势。再次，掌握高端产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如美国可以依靠服务贸易或者高价值零部件出口，而不是最终产品来攫取收益。最后，我们对未来出口仍然乐观，出口表现归根结底是产业竞争格局的外显，而我国产业发展向好。低端产业转移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不大。

报告正文

放眼全球，我国的出口份额早已稳居第一。但有部分观点认为，接近15%的高位恐难持久。特别是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出口份额达到10%左右的顶峰就开始拐头向下，当前也就仅剩3%左右。那么，我们在出口上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又到底体现在哪些行业和商品上呢？

1.回顾百年，全球出口如何轮替？

世界大战曾助推美国出口份额超20%。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美国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领先的科技创新和较好的基建基础，逐步取代英国的经济地位，其在全球的出口份额中近乎追平英国，维持在14%左右。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日本等国家出口份额跌至谷底，相对应作为战胜国的美国，其出口份额则出现两次见顶，最高达到22%左右的历史顶峰。

产业转移引领德国、日本和中国顺次接棒。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后，中低端产业由美国逐步转移至德国和日本，使得后者迅速崛起成为工业强国。在马歇尔计划和产业转移的援助下，德国经济迎来快速发展，其出口份额也第一次到达14%的顶点。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致使德国经济增速换挡，机械制造、电子电器和石油加工等产业基本陷入停滞，随后德国政府大力整顿国内产业，以推动经济转型，德国的出口份额也因此在1987年到达第二个顶峰。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中国大陆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承接对象，迅速融入全球生产出口网络。充足且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注资迁移，推动中国的出口份额快速上升，并逐步跃至全球第一。

中游制造带动德国出口登顶。从具体行业来看，二战后，美国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而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则逐步转移至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德国。从德国经济结构来看，这一时期能源、机械设备和交运设备等行业快速发展，成为德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也占据了德国对外出口的半壁江山。

产业升级推动日本出口份额上升。与德国相似，日本早期承接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的钢铁产业。20世纪6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纺织产业链中最大的代工基地，并随后经历了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其纺织服饰和钢铁行业出口份额也保持高位。之后，日本政府转向产业升级，重点发展汽车、电子和机械等高附加值行业，推动日本整体出口份额显著上升。

汽车是德日出口上行期的重要支柱产业。德日出口份额回升的一个共性是抓住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机遇。德国作为现代汽车的发源地，自1886年卡尔-本茨发明第一辆汽车以来，其汽车工业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史。二战后德国承接美国产业转移叠加原有工业基础，钢铁、机械以及交运设备等行业快速发展，推动国内市场汽车快速普及，对外出口不断增加，国际竞争力稳步提高。日本汽车产业发展则经历波折，二战后日本汽车产业濒临毁灭，日本政府对进口汽车设置高关税壁垒，为国内汽车业发展迎来宝贵的喘息之机，而其也在石油危机期间抓住机遇，依靠省油、经济、环保等特点突袭美国市场，成功实现汽车业由内需向出口的转变。

韩国出口受益于轻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行业转型。在上世纪70-90年代全球产业转移中，作为“亚洲四小龙”代表的韩国积极承接近邻日本迁出的代加工产业，以纺织服饰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和出口份额均大幅增长。1973年，韩国发表《重化学工业化宣言》，确定把钢铁、石油石化、造船、汽车制造等作为出口战略重点发展产业，钢铁和交运设备等产业出口快速提升。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韩国纺织服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竞争力下降，部分产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韩国持续发展承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重工业以及电子产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自轻工业向重工业、高技术的转型。

我国出口由纺织起家，电子、交运前景仍好。改革开放后，产业转移推动纺织行业率先兴起，9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制品出口主力也由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机电产品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1999年“科技兴贸”战略实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实现快速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出口份额增速显著提升。2015年起，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低成本比较优势削弱等因素，中国出口份额有所回落。至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受益于高效的疫情防控和完备的供应链体系，中国出口份额继续回升。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和中高端芯片等产业不断发力，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继续大幅增高，未来前景较好。

2.各国出口份额变迁，什么因素在主导？

需求结构和竞争力主导份额变化。从直接原因来看，出口份额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全球需求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竞争力变化这两个方面。不过，产业竞争力对出口份额的影响相对复杂，一方面，当一国某产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将逐渐丧失比较优势，产品竞争力显著回落，带动出口份额下降；但另一方面，从出口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产业升级也可能导致出口份额回落。例如，一国在进行产业升级，攫取更多出口价值的同时，具有进出口“大进大出”特点的低端产业因为竞争力下降向外转移，该国的出口份额可能回落。

通过使用各国在行业层面的出口份额数据，以及全球各行业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我们可以将各国出口份额的变动拆分到需求结构和竞争力两个因素上来，从而对各国出口份额变迁的原因做以进一步分析。其中前者体现了各行业在全球出口需求中的总“蛋糕”大小，后者则决定了在某一行业总“蛋糕”大小确定的情况下，属于某一个国家的“蛋糕”大小。

竞争力占据出口份额变动主导地位。从全球主要国家的出口份额变动情况来看，1963-1987年，美国和英国整体出口份额回落，而韩国、德国和日本出口份额提升。这一时期，除日本外，其余国家出口份额的变动主要由竞争力驱动。需求结构对日本出口份额上升的贡献最大，占比近四成。1987-2022年，日本、德国、英国和美国出口份额均有回落，而中国与韩国出口份额提升，在这一过程中，需求结构对出口份额的影响较低，竞争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去工业化推动英国出口回落。英国整体出口份额的持续下跌，主要受竞争力的拖累。分阶段来看，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业竞争优势逐渐被日本和德国等国家赶超。英国为促进制造业发展，开始实行大规模国有化改革，但因政府过度干预以及过度低估失败风险，大部分国有化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20世纪80-90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英国实施自由竞争的产业政策，企业通过激烈竞争得以生存，导致资源禀赋流向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进而导致制造业的进一步衰落。上世纪90年代后，快速“去工业化”+“过度金融化”，使得英国在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方面竞争优势持续降低。同时，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英国制造业市场被进一步抢占，英国的贸易地位也持续下滑。

产业转移和升级重塑美国出口。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爆发，出于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原本以钢铁、纺织为主的传统工业，通过对外投资和技术输出的形式，逐渐转移到德国和日本，本国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精密机械、通信和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机械设备、交运设备等重工业主导美国出口份额的下降。80年代后，美国经济结构向“服务化”转型，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体系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而服务贸易并不计入海关出口额，使得美国出口份额有所回落。90年代，克林顿政府重视出口的政策取得成效，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国出口份额。互联网泡沫在世纪之交破灭，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大打击，推动出口份额回落。但由于美国较早开始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生物医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范围形成了独有的领先优势，使得后续美国出口份额保持平稳。

需求结构因素中，电子、基础化工拉动德国出口提升。整体来看，需求结构对德国出口份额的影响相对较低，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德国出口份额开始回落的过程中，需求的贡献相对更低。分行业来看，需求拉动的出口份额变动存在行业间相互抵消的情况，其中，电子、交运设备等产业出口受益于需求结构的程度最大。1987年后，交运设备受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对出口份额形成负向影响，而基础化工则呈现正向拉动。

竞争力因素中，电子、基础化工反而拖累德国出口。整体来看，竞争力对出口份额的贡献在1986年后德国出口份额开始回落的过程中显著增大，是德国出口份额下降的主因。从行业层面来看，石油危机爆发后，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显著放缓，其化工产业也遭受打击，危机促使这些国家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信息技术和半导体行业开始迅猛发展，但德国在这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未能抓住半导体电子产业的发展热潮，导致电子成为其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拖累。新世纪初，油价再度开启上行区间，推动产油国化工出口份额回升，德国出口份额受到一定挤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能源危机对德国化工行业造成沉重打击。

日本出口升于需求，降于竞争。整体来看，需求结构及竞争力共同拉动日本出口份额提升，而出口份额回落主要由竞争力驱动。一方面，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导致日元急剧升值，在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升值近一倍，严重损害了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纺织服饰和轻工制造产业逐步向外转移，但新的支柱型产业未能形成，产业升级难以为继，出现所谓“产业空心化”现象，成为制约日本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导致日本出口份额持续回落。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能源汽车开始崛起，进一步削弱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拖累日本出口。

电子竞争力下降是日本出口主要拖累。从需求结构来看，在日本出口份额上升阶段，电子行业需求拉动的出口份额较大。而在出口份额下降阶段，交运设备需求拖累出口份额降低。从产业竞争力来看，机械设备和交运设备是出口份额上升的主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逐渐完成了制造业由轻工业向重工业的转型升级，同时抓住了石油危机重创美国汽车产业的契机，交运设备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实现集成电路生产国有化后，微电子产品全球市场份额迅速上升。但随着《广场协议》的签署、通用型存储器的应用以及行业新标准的制定，使得日本研发优势被规模经济下的价格优势所取代，产品竞争力开始下降。而过时的经营模式使得电子行业缺乏创新能力，在国际分工合作的趋势下，日本电子竞争力逐渐削弱。进入21世纪后，随着智能设备的出现，日本电子产业进一步受到打击。

技术进步推动韩国出口稳步提升。整体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出口份额受竞争力驱动不断上涨。分行业来看，竞争力拉动的出口份额变动中，纺织服饰的贡献相较于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并将此作为出口的核心。20世纪70年代，随着“重化工业宣言”的提出，韩国产业重心向化学、钢铁、机械等产业转移，纺织服饰的竞争力贡献显著降低。至80-90年代，韩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成功抓住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改变原先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过高的状况，计算机、交运设备和半导体等产业出口竞争力稳步提升。

电子主导中国出口，交运设备有望上行。9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工业制品出口主力也由轻纺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机电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依托国内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切入全球价值链，从事国际代工和转口贸易。这一时期，中国纺织服饰、电子、轻工制造和机械设备趋势一致，共同驱动中国出口份额在2015年升至阶段高点，其中电子产业贡献最大。一方面，加工贸易在中国的贸易模式中占据较大比重，中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供应链配套优势以及规模效应，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建立起较强的产业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承接加工贸易的同时，中国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注重对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培养，推动国产电子产品竞争力稳步提升。2015年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降低，部分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出口份额略微回落。2018年后，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抓住了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浪潮，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逐渐成为外贸出口“新三样”支撑中国出口份额提升，未来随着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和中高端芯片等产业继续发力，出口份额仍有望上行。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升级带来的出口份额回落并不意味对经济的拉动下降。从出口价值链的角度来看，用于出口且对本国经济有拉动作用的部分——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DVA）才能反映真正的“出口价值”。DVA是对一个国家“真实”出口情况的较好衡量，而海关出口统计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仅出口额指标难以衡量出口的实际收益，即便结合进口额计算贸易顺差，也会受到内需的扰动。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为例，美国较早转出中低端产业，集中力量发展芯片、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高端产业，具备全球竞争优势，其DVA占全球份额远高于出口份额，反映其“出口价值”较高，对国内经济拉动的效果较好。但东南亚国家则恰好相反，其在产业转移中承接欧美和亚洲等国家的中低端产能，虽然其出口份额近年来有所上行，但出口产品附加值较低，DVA占全球份额显著低于出口份额。我国的DVA份额占比和出口份额占比相差基本一致，这意味着我国的出口“创富”能力要强于东南亚地区。

3.哪些出口商品，我们还有“卷”的机会？

为了更全面地审视我国出口的优势和劣势，我们将全球出口商品归为十二个大类，并统计了各国在不同大类商品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发现，对于多数出口商品而言，我们确实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但从结构调整的视角来看，其实在中高端出口品上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首先，从基础化工类出口品来看。美国和德国作为世界上两大工业强国，化工产业出口份额始终较高，虽然在上世纪70年代历经两次石油危机，致使出口份额急速下降，但在随后近四十年期间仍保持前二。新世纪以来，美国页岩油技术出现巨大突破，科技的发展推动页岩油产量大幅提升，使得美国从石油进口国成为了石油出口大国。而德国却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近年化工出口份额下降。

我国基础化工出口份额仍处在向上攀升阶段。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也是世界上排名前列的石油消费国。另一方面，由于新冠疫情以及2022年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化工品生产效率下降，成本上行，推动中欧化工品价差扩大，导致中国化工品出口份额上升，考虑到俄乌冲突短期或难结束，而红海局势恶化或扰动欧洲能源进口，预计中国未来化工出口份额或将继续上升。

美国食品和农产品出口领跑，我国食品出口存在提升空间。其次，从农林牧渔和食品行业来看，美国依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自19世纪50年代起就已是粮食生产大国，由于国内需求远远小于粮食产量，其农林牧渔世界出口份额稳居高位。近年来由于全球农业技术发展，其他国家农林牧渔产品产量上行，导致美国出口份额呈现回落趋势。而中国作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人口基数大的国情，国内需求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出口份额较低。

但得益于产业转移，上世纪80年代大量引入的外商在建立合资食品加工厂的同时，也将食品生产工艺带入中国。90年代的技术改造工程推动了中国食品制作的自动化和机械化，各类小规模食品加工厂引入新型设备。2008年后，受到三鹿奶粉、地沟油等食品事件的影响，中国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在食品监管方面严格把控，推动中国食品出口份额上升一个新的台阶。目前，中国仍处于一个大量进口、少量出口的粮食储备状态，预计未来农林牧渔出口份额将保持平稳，而食品饮料出口份额存在改善空间。

新能源助力弯道超车，交运设备出口还有差距。第三，从交运设备出口来看，虽然我国已经取得长足进步，但目前距德国还有很大差距。二战后，日本和德国两国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国，开始大力发展交运设备，至上世纪80年代完成在该行业出口份额对美国的超越，但随后两国交运行业发展便分道扬镳。一方面，德国汽车作为其经济支柱产业，再加上不断发展的技术创新、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颁布的保护政策，使得德国交运出口份额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欧洲油价较为昂贵，多使用柴油作为燃料，而德国的技术创新使得其柴油内燃机领先于其他国家，致使日本汽车在欧洲市场难以占据大量份额。而《广场协议》的签署开启了日本汽车的下坡路，之后技术路线的选择错误埋葬了日本汽车业翻身的希望，推动日本交运出口份额持续回落。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国家在中国建设汽车厂，使得中国交运行业出口份额进入上升阶段，得益于政府近年来对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的大力投入和支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带动汽车出口增速快速上行，2023年出口量或跃居世界第一。除汽车外，我国船舶制造业多项指标领先全球，摘取了全球船舶制造业“皇冠上三大明珠”，正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迈进。我们认为，未来交运设备行业出口份额仍将持续上行，且上升空间较大。

日美此消彼长，中国半路崛起。第四，从电子产品来看。二战产业转移后，日本大力发展电子产业链，至80年代初完成在该行业出口份额对美国的超越。日本电子产业以家用电子产品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为主，快速抢占美国市场份额，引起美国不满。1985-1986年美日先后签订《广场协议》和《日美半导体协议》，前者使得日元大幅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后者则限制了日本在美国的出口份额，并要求日本开放20%以上电子市场给美国。两份协议的签署使得美国电子出口份额持续攀升，而日本出口份额则开启下行空间。

不同于美国和日本对于电子产业链的同时推进，我国初期重点发展电子显示屏和集成电路，并建立了消费电子的上游模组和零部件产业链配套。随着个人电脑、手机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我国电子产业不断壮大，同时出口份额也不断提升。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构建叠加我国在中高端芯片产业不断发力，推动我国电子出口份额一骑绝尘。当前我国电子产品出口份额在全球已经接近25%，虽然进一步提升可能空间有限，但考虑到部分电子产业链仍未攻克，结构上的调整特别是中高端市场的抢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出口的增长点。

日美德三足鼎立，中国后来居上。第五，从机械设备产品来看，二战后，德国产业发展集中在大型工业设备和高精密机床上，而美国机械设备出口份额在产业转移后有所下降，美德两国合计贡献了约一半的机械设备出口份额。同期日本作为美国产业的承接国，也大力发展机械设备出口，三国出口份额在80年代呈现出三足鼎立的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将机械设备行业作为自身的优势行业，提出了“工业4.0”计划，将信息和通信化技术融合进机械设备，构成一体化的智能工厂，以及纵向网络流水线和横向集成产业链，使得其出口份额维持高位。日美两国则出现产业转移，自身出口份额再次下跌。

中国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国，逐步发展机械工业，以加工制造机械设备零部件、叉车和挖掘机等工程机械用具整机为主要产品，出口占据了欧亚两大洲的主要市场，同时为南美和非洲提供基建需求的机械用具，推动中国机械设备出口份额迅速窜升至全球第一。虽然我国机械出口已然达到全球榜首，但比历史上德国和美国曾达到的份额顶点还有差距，我们预计，我国在机械上的出口份额能够保持在这一较高水平。

中国纺织业和轻工业独步全球。第六，从轻纺产品来看，与日韩等国产业发展顺序一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行重点发展纺织工业及轻工业的策略，大量引进先进设备，使得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纺织服饰和轻工制造在中国飞速发展。一方面，纺织与化工行业联手发展化纤制作，解决了纺织业生产原料问题，又加大力度升级发展服装、家用和产业用纺织品，解决了纺织业附加值出口的问题。两者同时助推中国纺织服饰出口份额，使得其在上世纪90年代跃居世界第一并持续保持领先。

近年来，关于我国低端纺织业转移的讨论不绝于耳，但我国纺织份额仍保持稳定。《纺织行业“十四五”发展纲要》中提到，中国纤维制品仍有科技发展空间，产业附加值还会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在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着手建设发展了一批新兴行业，例如五金制品和文教用品，丰富生活用品供给的同时大力发展了轻工制造业。随后轻工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并形成了生产与营销配套的产业链体系，最为有名的便是义乌小商品市场。2011年以来，中国开始加大标准化建设，提高轻工业商品质量要求，推动轻工制造出口份额持续提升。

不过，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比于全球新兴国家，过去劳动力的数量优势我们已有大幅削弱，寄望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大规模地拉动经济增长也并不现实。我们认为，丧失比较优势的行业适当外迁，从而“腾笼换鸟”，给高技术和高效率行业释放资源来创造发展空间，是我国经济转型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因而，我们预计，纺织和轻工行业的出口份额或将有一定幅度的调整，但结构和质量会同步优化提升。

钢铁及有色出口位居第一，或将成为常态。最后，从金属产品来看，二战后，日德两国由于承接产业转移而发展工业，在钢铁领域出口份额比重合计超过4成。而在有色金属方面，德国金属冶炼历史较长，出口份额占据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钢铁和有色金属产业开启现代化发展。一方面，作为世界产煤大国，中国煤炭原材料价格低廉，而焦炭作为钢铁制造的原材料，使得中国钢铁生产成本也在世界上处于较低位置。另一方面，中国有色金属的冶炼主要依靠电力提供能源，而作为能源大国，中国通过多样化的能源结构使得工业用电稳定且成本较低，导致中国有色金属生产成本也较低，成本优势也推动钢铁和有色金属行业出口份额上行。往后来看，我们预计，在全球很多新兴经济体开启再工业化的背景下，我国金属的高出口份额可能成为常态。

多数行业出口份额未到“天花板”。整体来看，我国部分细分品类行业份额距离历史上别国该类出口份额最大值有一定差距，多数行业出口份额仍处于上升阶段，指向我国的出口份额仍有较大的上升势头和提升空间。例如，电子行业里的细分商品专业科学设备和控制仪器，我国目前出口份额虽已达16.2%，但日本在全球出口份额中该行业一度达到34.7%，约是我们当前水平的两倍还多，这印证了我国在很多品类的出口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纵观全球多国产业发展、出口兴衰史，首先，经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产业升级和转移。从历史上来看，各国经济发展史也是产业升级史，而伴随经济发展，低端产业总会转移出去，考虑到低端产业在对外贸易上多有“大进大出”的特点，这也决定了一国出口份额不可能无限上升；其次，出口的关键是抓住同时期的产业发展机遇。汽车和电子行业的大发展，带动了日本、德国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出口优势。我国因为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汽车出口也将跃居全球第一；再次，掌握高端产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例如，即便美国出口份额因为产业升级有所下降，由于其较早开始在半导体、生物医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布局，在全球范围形成了领先优势，仍可以依靠服务贸易或者高价值零部件出口，而不是最终产品来攫取收益，其DVA份额反而高于出口份额；最后，我们对未来出口仍然乐观，出口表现归根结底是产业竞争格局的外显，目前我国抓住了新能源产业发展机会，同时在继续攻克芯片、高端机床和生物医药等其他中高端产业，我国出口份额仍有上升空间。未来即便可能存在低端产业转移，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也并不大，特别是以DVA份额衡量的“真实出口”，对国内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会显著减弱。